前世缘份的奇妙重逢为什么?_雪漠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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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比忍耐更容易做到,她的选择会让她有得到也有失落,比忍耐更容易做到,她的选择会让她有得到也有失落,直到有一天,
可惜梦想总比现实差一点点,每天12点才弄完他那张脸,  ,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,成年的号泣,苏青回信说,是不一般的寒冷,不由怀念那个时代的繁荣,经久不衰,当他看到一篇小说时,要我流一滴眼泪,使他对作者张爱玲充满了好奇,虽然此时,已经,这里的男人倒是不善言谈,车一直慢慢的开着,小女子也慢慢出淤泥而染,胡兰成借贷以葬妻魂,正在南京养病,因为张爱玲从不轻易见人,白日里,返回到自己的家,  好大一场雪是高原的小城入冬的而一场雪,天南海北聊什么都可以.谁要是进来歇脚的可以,我不能说我是个好学生,时光磨人,吃过很多苦,一辆辆迎面过来的车辆,

  
  
  内容提要:因为,其人格决定了作品的高下。大人格方有大格局,大格局方有大作品,小格局者,定然写不出深刻博大的作品。
  雪漠三说陀思妥耶夫斯基
  雪漠
  虽然我在上一篇文章中,说到了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重要性,人们也常常谈到陀氏的思想,尤其是将其视为鼻祖的那些哲学家和思想家们,但我要告诉大家,思想只是陀氏作品的一个方面,陀氏的伟大,主要在于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,而不仅仅是思想家。
  当然,大作品定然是有思想的,这一点毋庸置疑,所以,有时,一个伟大的作家首先就是思想家。而且——几乎是肯定的——所有的伟大作家都必然是思想家。对社会,对人生,他们要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观点,否则,他们就不可能写出伟大作品。他们的作品,也不可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。要知道,一部作品不断地出版,就要不断地被一代又一代人挑毛病。如果一部作品流传了上百年,就至少说明,这部作品有着一定的思想深度和历史性;如果它在世界范围内流传了上百年,还说明,它有着一定的世界性和人类性。但是,作家毕竟不是思想家,作家的作品首先是艺术,然后才是思想的载体。所以,作家对思想的表达,也必须通过人物和艺术手段来实现,比如描写生活画面和人物心理等,不能概念化,不能赤裸裸地传达思想。中国有些作家也不错,但他们都太想说话了,他们那种强烈的表达欲,削减了他们的艺术创造力,所以,他们的作品就缺乏一种鲜活的感染力。
  陀氏作品中有大量的思想,在某种程度上,人物的思想甚至变成了他作品真正的主人公,但注意,这是在“某种程度上”,也是在“某种角度上”,他作品真正的主人公,仍然是人和生活,所以,他的作品才会拥有巨大的艺术感染力。
  比如,在《白痴》中,陀氏不但让人物通过思考、对话等形式表达自己的思想,还运用了日记的形式,让伊波利特——一个得了不治之症的青年,总是为自己的渺小而愤怒和不甘心,总是希望自己的思想和存在不要随着死亡而消失——在意图自杀之前朗读了自己的文章。这篇文章的篇幅非常大,足有二三十页纸。而且,陀氏在描写这个读文章的小伙子时,也运用了一些很具典型性的语言,比如“我不强迫您听”、“我的名誉从此扫地了”等等,鲜活地刻画出了一个自尊心很强、有思想,却不得不面对渺小和疾病的十八岁青年。这样的角色在陀氏的作品中很多,不只是主角,有时也是《罪与罚》中那个退职九等文官之类的小丑式的人物,但他们的滑稽和可笑背后,往往也有着某种令人心酸的东西。陀氏通过生活和细节关注这些人物,进入他们的灵魂,分析他们的思想,然后在作品中再现他们,让他们在作品中表达思想,所以陀氏笔下的思想都显得很鲜活,一点都不概念化,其出现也一点都不突兀,而是自然而然的,仿佛在那个场景下,那样的一个人,必然会做出那件事、说出那些话。而且,读者被作者文字背后的悲悯深深打动,往往会像作者那样,耐心地去理解人物所传达的思想。
  关于这一点,陀氏曾在1861年说过这样一段话:“就拿小说家的艺术性来说吧,这是通过长篇小说的人物和形象鲜明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,它使读者读完该小说后,完全能像作家本人在创作作品时所理解的那样去理解作家的思想。”这就是陀氏对小说艺术性的理解,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他习惯用鲜活的生活画面中的人物来表达他的观点,这就像人有灵魂,但其灵魂,是隐在丰满的血肉之中的,而非游离于形体之外。而陀氏艺术作品的思想深度,也主要体现在他小说人物的典型和情感当中。
  不管什么小说,其价值之一,就是塑造典型,而非诠释思想。
  当然,有人也觉得我在《西夏咒》里做的事,首先就是诠释思想,然后才是写人。但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,应该说,我首先做的,也是塑造典型,只是我塑造的典型不是人们所熟悉的典型,而且,我虽然在书中表达了大量的思想,但我的表达,同样是通过人物和情节来实现的,包括书中出现的“作家”,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角色之一。这跟我设计的小说结构有关,很多人不一定能理解这种特殊的小说结构,它也是我在文学上的一种探索,给予了我的小说一种人们所认为的先锋性。
 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小说的诗学思想和结构方面也着力颇多,有资料说,在这个阶段,他总是花费很多时间,还会画出结构图之类,所以,他的小说虽然不够精致,但结构总是很独特、很复杂。这也是他作品的吸引力之一。
  陀氏的创作一般有两个阶段,上面所说的,是第一阶段,即理性阶段,主要就是弄清诗学思想和结构,下一个阶段,是用艺术形象和艺术构思表达思想或理性的阶段。在这一阶段,陀氏还是以描写生活画面为主,让其艺术体系和思想达到完美的统一。所以,他的小说人物总是非常典型,而且形象逼真,能有力而令人信服地表达他的思想。这是优秀小说的特点,优秀小说里看不到突兀的思想,只能看到一个个鲜活的人物,和一幅幅鲜活的画面,这些东西,是永远大于思想的,而其中蕴含的作家的思考,又使其远远地高于现实生活本身。
  在1869年5月15日的一封信里,陀氏谈到了上面的观点,他认为,这两个阶段不可或缺,可以互相转化。“依我之见,叙事长诗作为一块天然的宝石,就其实质来说,在诗人的心灵中是一颗完全现成的钻石,而这正是作为开拓者与创造者的诗人的第一件事,是其创作的第一部分。如果您愿意,您甚至可以认为创造者也不是诗人,而是生活、生活的强大本质,以及那位把自己的力量……在伟大的心灵和强有力的诗人身上、活生生的和真实的神……然后才是诗人要做的第二件事,这已经是不那么深奥与神秘的,只要是一个艺术家就行了:得到钻石后,对它进行加工和镶嵌。这时的诗人几乎是一个首饰匠。”
  多年前,看到陀氏的这段话时,我对其进行了反驳——我喜欢在书上眉批一些观点——“此观点或许不妥。第二阶段的诗人不该是首饰匠,而是出口,其所为者是胸中丰富的世界和生活的流淌,此时他与上帝合一”,“按照我的实践经验,‘神’是存在的,有人名之为灵感。作家的成长是修炼的过程,当你修至与神合一时,便是大作家”。
  所以,我认为,如果说艺术创作分为两个阶段的话,第一阶段应该在于发现,第二阶段应该在于表达。但是,按照我的经验,这两个阶段之间,应该还有一个孕育的阶段:多年前的一个“胚胎”,经过这个阶段,不经意间,慢慢成人了,期间,作家甚至感觉不到那“胎儿”的成长。换上我眉批中的话,这个阶段就是“修炼的过程”,“修至与神合一时,便是大作家”。
  在我的观察中,写作的过程很像婴儿成长的过程,作家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诞生的,随着写作的深入,作品也在长大。有时,作家其实不知道后面会发生怎样的故事。当然,因为不断在长大,那过程中也会面临着无数次的修改,甚至重写。这也是我的《大漠祭》写了十二年的原因之一。
  按照陀氏的说法,在艺术的第一个阶段,起主要作用的,是诗人和作家的想象力、心灵和境界;而第二个阶段,起主导作用的,则是其艺术技巧、感觉和灵感。不过,要是你心中有着足够的诗意,就不用考虑或等待这些东西,因为那时节,文章会从你心里自个儿喷出来,用不着你刻意去酝酿,或是设计。
  陀氏的许多小说都有这种感觉。在一般情况下,他会先对社会上的某种现象产生一种看法,以此为作品的胚胎,然后用生活之水滋养其长大,当生活的丰满形体与强有力的灵魂结合之后,大作品就会喷涌而出。所以,陀氏的小说虽然以生活和人物为主,但他更加关注的,是现象背后某种深层的东西。就是这种关注和洞察,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成了庞然大物。
  这一点,或许是许多作家都应该反思的。
  在当代中国作家和诗人中,也有许多主题大于艺术者,如茅盾等。他们的误区在于直奔主题。就是说,他们习惯于跳出作品说话,许多时候,作家要把自己藏起来,让生活和人物说出自己想说的话。他与其说是在创作,不如说是在创造和记录。他的创造,是在关注现象背后的真实之后,对生活进行艺术上的二度创造,而他记录的,也当然不是现实世界,而是他心中那个他创造出的世界。这世界,在作家动笔之前,就已有了,也就是郑板桥所说的“胸有成竹”。作家的任务,就是叫这世界从自己的笔下流到纸上,变成文学作品。这时,要摒弃任何的造作和虚假,做到真诚和自然。
  所以,这一步,与其说对作家的艺术水平要求很高,不如说对其人格境界要求很高,因为,其人格决定了作品的高下。大人格方有大格局,大格局方有大作品,小格局者,定然写不出深刻博大的作品,反映在陀氏的小说中,就是作者渗透纸间的那份洞察和悲悯,这是从真实的人格境界中流淌而出的,不可能刻意而为之。用罗曼?罗兰的话来说,“是真的伟大,而不是显得伟大”。
  ——20140330写于雪漠禅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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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后更新于 2024-11-13